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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4日下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下称“红丹丹”）主任郑晓洁递交了一份将BBC世界服务基金会（BBC World Service Trust，下称BBCWST）推上被告席的起诉书。
这天是12月24日，平安夜。按照西方国家的文化，孩子们都会盼望圣诞老人骑着雪橇，悄悄从烟囱爬进来，将装着礼物的靴子挂在圣诞树上。
“这是红丹丹送给同行的礼物。我希望与NGO同行分享这个案子带来的经验。”2008年1月10日，在位于鼓楼西的一个四合院里，郑晓洁微笑着对《公益时报》记者说：“我已经失眠了两三年。现在，我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从红丹丹办公室到北京一中院，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但是走过这段路程，郑晓洁花了超过两年的时间。
“BBCWST为什么要我签空白合同？”
成立“红丹丹”之前，郑晓洁的职业是电视制片人。当时，中国教育电视台提供免费时段，她自筹经费，制作了专题报道残障人故事的周播栏目《生命在线》。
“在拍摄中，我们萌生了要帮助残障人参与社会、为他们提供技能培训的想法。”郑晓洁告诉记者，2003年7月30日，“红丹丹”在北京市朝阳区工商局正式注册，不久推出了由盲人参与制作的广播节目《心目看世界》。2004年5月17日，全国助残日的第二天，这个节目正式在北京新闻广播台《人生热线》栏目播出。
2003年9月，在一位残疾人的介绍下，郑晓洁认识了英国人Stephen Hallet（中文名：郝曦），他说他可以从英国申请资金，和红丹丹一起培训盲人制作广播节目。
“我以为遇到好人了。”郑晓洁说，那时候郝曦特别关心盲人，对所有人态度都很好，“就像上帝派来的使者。”
2004年4月，郝曦代表BBCWST与红丹丹签订了一份英文版的合作协议，约定“协助红丹丹制作针对中国残疾人的广播节目，该协助包括提供技术支持及为该项目申请国际资金。”
2005年2月，双方进一步签订了详细的合作协议，就主题为“接触中国”的广播节目培训、制作及残疾人权利的项目进行合作。主要项目内容为：在北京建立一个进行广播节目的培训及制作的中心，培养36名盲人和4名健全人记者、制作人，制作广播节目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周播出一期，以及建立网站、热线电话、巡回残疾人咨询服务、社会调查等工作。
郝曦用这份合作协议、红丹丹2004年年度报告、财务报告以及《心目看世界》的录音资料等文件向“英国大彩票基金（Big Lottery Fund，下称“大乐透”）”申请资金。2005年7月，大乐透批准了项目。
“在一次会议上，郝曦说，因为红丹丹的工作特别的出色，而且有《心目看世界》的基础，这个项目才能被批准。”郑晓洁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此后6个月，红丹丹一直等待着项目拨款、装修办公室，为启动项目做准备。
2005年12月，红丹丹收到了BBCWST律师起草的协议书，包括主合同和四个附件，其中附件1是BBCWST与“大乐透”的合同、附件3是资金预算，但其内容均为空白，而且主合同中关于项目资金总额、分配给红丹丹的数额等内容也是空白的。
红丹丹开会商量后，认为这个合同不能签。“我们要求郝曦提供完整合同。那时候他在英国，说等他到了北京再说。”
1月10日，红丹丹的盲人学员在制作节目。借助读屏软件，他们使用电脑不需要显示器
一直到2006年1月19日，郑晓洁才与郝曦在上岛咖啡见面。“我问他：大乐透批了多少钱？他一改以前和蔼慈善的面孔，强硬地说：你没有资格知道。我又问：分配给红丹丹多少钱？他说：7.9万英镑。我说：那你告诉我，这7.9万是哪些内容的费用？不管是1万英镑还是7.9万英镑，我们都可以做，但都要有工作计划、有完整手续。他不耐烦地说：就这么多，你做不做？不做我就换掉你！我现在有这个权利了。”
郑晓洁说，郝曦拒绝与她沟通项目计划和工作的具体分配方案，由此她与郝曦的关系开始僵化。当她告诉郝曦准备通报大乐透和有关部门后，2006年2月3日，BBCWST才发给红丹丹关于这个项目的批准通知书、郝曦的身份证明等文件：大乐透批准的资金总额是364，758英镑。“此前，从项目批准的2005年7月到2006年2月，至少6个月中，郝曦一直以起草协议为由进行推脱，不提供这个信息。”
2006年2月中旬，郝曦拿出20多万人民币（约折合2万英镑，第一季度拨款）的现金给郑晓洁，郑认为这种付款方式不规范，提出应当按照约定把款转到第三方机构——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以下简称民促会），再由民促会转款。但是当她与郝曦到民促会交款时，民促会也认为支付现金的方式不合法而拒收。
但是，为了尊重郝曦的要求，红丹丹依然照计划开展项目。在2006年2月下旬的第一期培训课上，郝曦向盲人学员们宣布，“接触中国”是红丹丹、BBCWST和英华视障人基金会三方合作的项目。
“我不明白，我们的项目怎么钻出了一个英华基金会，更不明白为什么要我签空白合同，为什么要现金支付项目款。”郑晓洁说，她从郝曦这里得不到解释，便通过电子邮件向英国BBCWST主任史蒂芬·金（Stephen King）提出了疑问。
BBCWST意识到这个项目遇到了困难。2006年3月31日至4月5日，BBCWST亚洲项目经理埃利·霍沃思女士访问了北京。5月19日，她邮件通知郑晓洁：鉴于“交流障碍”和“不能在合同上取得一致”而导致的“信任的破裂”，BBCWST决定与红丹丹终止合作。
红丹丹期盼了将近三年的“巨款”，至此彻底成为了泡影。
“BBCWST跟其他合作者关系都挺好”
郝曦是BBCWST“接触中国”的项目负责人。
根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董月玲的报道《由观察到参与》，1998年，郝曦在伦敦认识了专门推广盲童全纳教育的中国老人徐白仑。因为自己也是一个低视力患者，郝曦很受启发，第二年在英国创办了“英华盲人教育基金会”，帮中国的盲人募捐。不过这个小慈善机构只是他和几个朋友的“业余爱好”，所做的事情并不多。
郝曦在徐白仑创办的“北京金钥匙视障教育中心”当了几年志愿者，还曾试图为“甘肃金钥匙工程”向英国政府的国际发展部申请资金，后来由于“他要求从资金中抽取的份额极不合理”（徐白仑语），不得不终止合作，于2003年11月离开了金钥匙。
那段时间，郝曦做了一个《挑战残障》的节目。他一直想引进英国的视障人广播《接触》的模式，在中国制作一个《接触中国》的节目。
“这个事情首先要筹款。但是我的英华视障基金会太小了，没有这个能力。我知道有一个BBC世界服务基金会，可以通过他们申请资金。”2007年8月，郝曦曾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他主动谈起过自己与红丹丹的合作“插曲”：“写好策划书后，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了红丹丹，他们在教育电视台的节目做得挺好的，但是他们说电视费用比较高，没有这么多钱。我说我正好有一个《接触中国》项目，我负责筹款。”
郝曦说，他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向全世界的基金会申请资金，包括欧盟、福特基金会等。第一次失败了，只能找朋友募点小钱，帮助红丹丹的几个盲人培训普通话，通过了一甲考试。
2005年7月，郝曦申请到了英国的彩票基金会的资金，这时候，他正式加入BBCWST。“但是，我们的合作出现了一些问题。最令人惊讶的是，2006年初我从英国回来后，发现核心小组全都离开了红丹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发现他们的一些工作方法令人担心。对于这样一个国际项目，他们显得很不专业，也提出了一些不合理要求。我跟解岩交流之后，发现他们不是很尊重残障人的意见。这样的合作伙伴既没有资格，又不专业，很可能会影响项目的顺利进行。所以，我们就断了关系，找了另外一个合作伙伴。”
“另外一个合作伙伴”是北京一加一文化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其创办人解岩和高山都在红丹丹做过志愿者。
2006年10月，《接触中国》走上了正轨。郝曦说，BBCWST还与中国民促会合作了《纪录片的力量》项目，这个项目开始于2006年1月，内容包括：对西部地区的媒体成员进行培训、鼓励电视台关注弱势群体；对民间组织进行与媒体交流技能的培训等。
“除了红丹丹，我们跟其他合作伙伴的关系都挺好的。”郝曦说，“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想问题可能比较简单。红丹丹说我是国际骗子，我完全可以起诉它，但是我没有，我希望他们的给盲人讲电影项目做得更好。”
丽娜在工作室写稿，在红丹丹的培养下，她的朗诵曾令濮存昕惊叹
到底是谁诬陷谁？
郑晓洁在办公室里向来访者讲述红丹丹的失败筹款经历时，手指冰凉。她说，这两年，一想起这件事，她的心都是凉的。
伤害不仅仅来自筹款失败，也来自红丹丹的名誉损失。盲人马新宇曾经打电话问郝曦为什么与红丹丹断绝来往，郝曦说：“他们特别歧视盲人！所有的人特别不讲道理！我们国际的资助机构觉得红丹丹是不行的……”
郑晓洁说，红丹丹曾经渴望得到其他国际资金，最终都因为此事受阻。
BBCWST成立于1999年，其前身是英国广播公司（BBC）旗下的国际培训部，主要提供媒体方面的培训。这样的机构会不规范地操作项目吗？
根据BBCWST律师起草的协议文本，其中有一项是“应将大乐透基金的拨款充分用于与本项目相关的内容，预算的确认及预算应得到红丹丹的核准。”另外，BBCWST法律部主任在邮件中解释：“在与郑女士协商之后，红丹丹执行此项工作的费用被确定为79440英磅。”按照这两项内容推测，红丹丹应当知道并有权商量项目费用，但是为什么红丹丹一直称自己不知道项目批准的总费用、在手续不完善的情况下不接受79440英磅？
大乐透在拨款前曾要求BBCWST提供一份与合作者商议364758英镑的资金分配表，但郑晓洁说BBCWST从来没有与她就这笔费用讨论过分配方案，而在2005年12月BBCWST就得到了拨款。“BBCWST送到大乐透备案的资金分配表是与哪家机构商议的？”郑晓洁说：“我怀疑有人搅浑水、进行暗箱操作！”
红丹丹起诉BBCWST时，郝曦已经回英国，截至发稿时，记者未能联系到他，因此郑晓洁的疑问没有得到回应。
本报将继续关注案情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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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促会：国际筹资有很强的专业性
■ 本报记者 程 芬
据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简称中国民促会）秘书长黄浩明透露，该机构共有工作人员、国际顾问、全职志愿者17名，2007年筹资收入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大约在2165万元左右，其中来自国内的大约328万元，这意味着中国民促会的境外资金比例占85%左右。
“以前这个比例更高，达到了90%左右。”黄浩明说，中国民促会1992年成立，宗旨是促进中国与国外民间组织和国际多双边机构在扶贫开发、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的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民争取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提供技术服务和支持基层民间机构的能力建设。因此，在民促会的资金来源中，境外资金的比例很高。
另外一份数据表明，截止到2006年12月底，民促会已经与160个国外民间组织和国际多双边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其中已有19个国家或地区的77个国外民间组织和国际多双边机构通过中国民促会向我国共提供了3.35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援助，从国内各方筹集项目配套资金人民币2.3亿元，项目遍及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100个区县。
“这些资金，主要来自国际上的基金会和慈善组织。有一部分是政府和多边组织出的钱，但是也是通过NGO申请来的。来自个人和公司的资金也有，但是不多。”
民促会筹资，不像希望工程那样靠一个品牌项目的号召力。“我们采取分散筹资的策略。”黄浩明说，“我们会根据合作单位的需求和公益市场的供需关系，制订项目设计方案，参与招标。”
黄浩明说，民促会有一套专门的机制来研究境外捐赠机构。这个机制包括：
第一，通过网络等渠道进行调研，对海外资助机构进行调查、分析，判断，然后将名单报到理事会批准。
第二，如有合作可能性，会去实地考察，以加强判断。
第三，进行多方面的信息交流。比如，向对方提交民促会的年度报告和英文简讯，通过参加国际会议等机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第四，时机合适时，邀请对方来访，这其实也是对方组成对立专家组对民促会进行考察评估。
第五，通过国际顾问等方式进行第三方考察。“目前民促会有一个国际顾问，我们准备再招聘一个。”黄浩明说，国际顾问不仅可以进行第三方考察，有时候还可以带来资金和项目资源。
“民促会的国际合作都以合同协议为基础，项目管理资金的比例、付款方式等内容，都要通过协议确定。在特殊情况下，也允许向个人垫付项目款，但是必须将这笔钱打入个人账号，然后再取出来，这样可以保持一个银行记录。”
“国际筹资有很强的专业性，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黄浩明说。
“国际筹资有很强的专业性，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黄浩明(右)说。
草根组织与境外资金的博弈
■ 本报记者 宋 扬
对于中国的民间组织来说，境外资金是指来自港、澳、台地区和国外的资金。它既包括海外基金会、民间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外国政府机构对中国非营利事业的捐赠，也包括海外民间组织对中国非营利事业的直接参与。
在中国，境外资金在民间组织收入来源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对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呢？
境外资金操控草根组织命脉
对于那些自下而上成立，被人们称为草根民间组织的机构，资金一直是困扰其生存、发展的难题。对于运作发展较为良好的民间组织“地球村”和“自然之友”也不例外。
在众多草根民间组织中，环保组织“地球村”无疑是佼佼者。成立于1996年的“地球村”在创始人廖晓义的带领下，在国内乃至国际社会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但是，缺钱仍然是制约“地球村”往前走的重要障碍。
廖晓义表示，“地球村”90%的经费来自于境外，间或有一些国内企业的捐助，但是这一部分的数量是相当少的，而且非常不稳定。90%经费依赖于境外资金，廖晓义自己也认为这是“恶性循环”，但这又的确是无奈之举。
民间组织经费来源渠道主要有三个，即政府购买服务，企业和个人捐赠，以及通过提供所获得的服务性收入。虽然“地球村”在国内草根民间组织中，影响力已经是比较大的，但是基本上没有获得政府购买服务的机会，而国内基金会也不可能向其提供长期的、稳定的资助，所以只能依赖于境外资金。
如果说经费来源90%依赖于境外资金是个案或孤案，那么再看国内创建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以2006年为例，“自然之友”总收入逾204万元。其中，国际机构提供的资助或项目经费超过119万元，占总收入的58.5%。企业提供的赞助或项目经费24.8%，个人捐赠9.1%，会员费4%，国内其他机构提供的资助或项目经费1.5%,其他2.2%。可见，在“自然之友”的收入中，来自于境外的资金也是占绝对的主导地位的。
在草根民间组织“天下溪”公布的2007年123万的总收入中，以资金来源部门不同作了比例划分，基金会35.18%，公司捐款34.80%，个人捐款18.59%，合同委托5.62%，实物捐助4.07%，政府拨款0%，经营收入0%，利息及其他零星收入1.74%。
当问到“天下溪”有多少资金来自境外时，“我们没有做统计，因为做那样的统计也没有任何意义。‘天下溪’更倾向于为资金的来源部门作分类，比如，政府拨款为零可以明确地显示，我们没有获得任何政府资助。”“天下溪”负责人郝冰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但从天下溪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天下溪的合作伙伴包括香港乐施会、美国国家渔业和野生动物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境外机构。
境外筹款需要具备免疫力
草根组织为何依赖境外资金
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在42个国家进行的民间组织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结果显示，民间组织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服务性收费和政府资助。民间组织的平均收入来源结构为：服务收费占总收入的49%、政府资助为40％、慈善所得仅为11％。可见，企业或个人的捐赠在总收入中的比例是很小的。
早在1993年，美国慈善性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来源中，服务收入的比重已经高达71.3%，而政府捐赠仅占8.2%，私人捐赠仅占9.9%。近年来，民间组织经营性收入的比例逐渐增大，并成为民间组织资金来源的主要途径之一。
但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据清华大学民间组织研究所开展的一项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显示，以民间组织和自下而上的草根民间组织为例，其资金来源中所占比重较大的部分依次为：企业捐赠31.1%，政府资助24.9%，会员费20.4%，个人捐赠6.6%。可见，在中国民间组织的经费来源中，公益捐赠所占比例最大。
在政府尚未充分购买服务，民间组织自身又不能通过提供服务获得收益时，公益性捐赠便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但获取大额捐赠的，往往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等自上而下的组织，但对于那些难以获得捐赠，或是获得捐赠较少的草根民间组织，境外资金就成为维持组织发展重要的资金来源。
对于中国的草根民间组织，获取境外无偿捐赠机会较少，主要是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使用境外资金。项目合作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申请境外组织的已有项目，完成项目获取项目经费；另一种是自己策划一个项目，然后向境外组织申请经费援助。
1992年，学者李凡从美国学成归来创办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如今该机构已经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民间智库。而这个民间智库正是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才得以艰难维持，李凡说，“如果不是福特基金会，我们的研究所早在几年前就关门了。”
如何解决资金难题
“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宗旨和使命，每一笔进入民间组织的境外资金，也都带有自己的目的。”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陶传进副教授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有学者直接指出使用境外资金的三大弊端：资金越分越少，间接决定项目内容和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表示，为了获取境外资金，有些组织还可能在安排项目和设计发展战略时，“被迫”迎合捐款者的偏好，从而忽略了本地真正紧迫的需求。更严重的是，境外资金的流量和流向取决于很多不受本地民间组织控制的外部政治、经济条件。一旦那些外部条件发生变化，依赖外援的本地组织很可能陷入绝境。
而其它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民间组织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争取外援上，它们可能忽略争取本地居民的支持。既然，对于民间组织来说，境外资金是一个双刃剑，那么，在草根民间组织的发展中，依赖外国资金的情况是否会逐渐有所转变呢？
“这个问题很难说。”郝冰表示，草根民间组织依赖境外资金，由多种外部因素所致，因此，“外界环境不改变的情况下，讨论这个话题就没有任何意义。”
但回看民间组织资金来源的方式，获得政府资助和获得服务性收入，无疑是草根民间组织改善资金来源结构的有效措施。
早在1999年，国务院开始在各部门机关试行政府采购，2002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虽然在目前的实际运行中，大部分民间组织尚未被纳入采购的对象。但在向政府出售服务方面，一些民间组织已经行动起来。2005年2月，北京市东城区司法局通过招标，购买了民间组织“惠泽人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心理矫正服务；2006年4月，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等6个非政府组织开始使用政府财政资金，进村入户参与实施江西18个重点贫困村的扶贫项目。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一直致力于促进国际民间组织的合作，截止到2006年12月底，中国民促会总计从境外引进了3.35亿元的资金援助。除民促会外，近几年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NPP公益创投等特殊的非营利组织悄然兴起，他们以扶持弱小草根组织发展为使命，为这些组织提供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种支持，这些机构正在逐渐探索解决草根组织资金来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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