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解
社会工作者这个职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的香港地区也已经存在了50多年，西方及港澳台地区的社会工作，经过长期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社会工作方法和理论，而中国大陆的“社会工作”直到2004年7月1日，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纳入新的职业标准。
中国大陆的社会工作，开端至今三十年左右，因此，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带有显著的中国特色。
（一）官方背景GONGO的“社会工作”
在我国，“残联”、“妇联”、“工会”、“老龄协会”、“共青团”等NGO带有明显的官方背景，在国际上往往称其为“GONGO”。其“亦官亦民”的体制决定了它们具有双重属性，即“官办性”和“民间性”。GONGO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是公务员待遇，他们自我认知的也是公务员。他们的从业资格大多没有经过“社会工作”专业的训练。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GONGO的独立性较差，它在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时经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如在“禁摩行动”中，不管残联愿意不愿意还是成为“联合执法队”的成员并充当了“调解人”角色。他们往往以堂皇的理由，劝说残疾人放弃“载客”，转做其他工作，以至于有些残疾人因此而失去了生活来源，家庭解体，甚至做出“火烧副区长”的事来。以“社会工作”的视角来看，GONGO并没有把残疾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它们也像其他政府部门那样热爱塑造“典型”或创造“业绩”，体现在助困形势上有一种“助强不助弱”现象，因为帮助“弱者中的强者”更容易出成绩，而这些形式上的努力往往会造成社会对弱势群体中最困难群体的“忽视”。
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而指责GONGO不够努力，公众应该对GONGO的每一次努力和进步都报以鼓励的掌声。因为GONGO在我国占有主导地位，GONGO的每一次接近“社会工作者”的转变都意味着中国的第三部门正在涌入越来越多的“社工”意识。
（二）中国草根NGO的“社会工作”
与强大的GONGO相对应，我们将中国大陆那些由民间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NGO称为草根NGO 。此类草根NGO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许多瓶颈，如法律上由于它难以找到“婆家”，在我国现行的双重管理的模式下，很难注册；资金上，由于它难以注册，也就无法取得合法的身份，使其在筹款方面大受影响；人力资源方面，由于草根NGO无法提供优厚的薪筹，也难以招聘到优秀的具有“社会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士。
但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促进中国草根NOG社工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草根NGO的资金来源，60%以上为海外基金会提供，海外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多是 “社会学”或“社会工作”出身的专业人士组成。一个基金会要把资金放在一个草根NOG中去操作，“社工”背景无疑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砝码。筹款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草根NOG的从业者也就在互动中学习、交流、借鉴、消化、运用了外来的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并在互动过程中使外来的“社会工作”融入进更多的本土特色。
中国具有较多社工观念的人，多为草根NGO的从业者。他们多为非专业人士，然而他们的服务优于GONGO的从业者，表现在形式上的差异是服务对象与草根NGO接触比较容易，而草根NGO也乐于接受各种社工知识培训。
（三）“义工（志愿者）”的“助人”工作缺乏“社工”理念的指导
在中国，由于“社工”刚刚起步，很多人误把“社工”与 “义工（志愿者）”等同。其实，二者的本质是不同的。首先，“社工”是具有系统专业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在国外，“社工”要通过严格的资格注册，领取执照才能上岗。而“志愿者（义工）”不一定具有“社工”的知识背景，其资格注册也比较宽松。其次，“社工” 发挥专业特长和社工技术，为自己的服务对象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社工”的服务是有偿的。而“志愿者（义工）”则是利用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技能、资源和爱心为服务对象提供非专业化的无偿的帮助。
在中国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的热情多于理智，并且缺少专业人士的指导。
真正的“助残济困”仅靠“志愿者”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很多事实表明，“助人”不单单是善举，“助人”更是一门专业、一种技术。助人的过程，是整合各种优势资源帮助受助者突破自身限制，实现自助的过程，没有专业背景指导的人士，是难以胜任系统的“助人”工作的。在这里，我们既提倡“助人”，但要让提供服务者懂得面对服务对象时应采取“社工”方式、方法和技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助人”而使“自我”陷入牺牲境地的悲剧。有的志愿者为从事助人济困的爱心事业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事业、家庭为代价，笔者以为这是不仁道的，不可取的，而新闻媒体的大肆宣传，也给人一种转介社会负担之嫌。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工作，主脉是官方背景的GONGO，支脉是草根NGO。主脉GONGO的社会工作进程明显慢于草根NGO的发展，当业务发生冲突时，也会通过官方背景对草根NGO的形成压力，并在人力资源竞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作为支脉的草根NGO则是平民化的，富有活力的，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但也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彰显人文关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支社工力量将并存发展、融合，共同推进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和专业化。
王思斌先生在《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中说：“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是指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进入中国(这是一套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制度体系),同其相互影响进而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发挥功能的过程。”
笔者认为，外来的“社会工作”只有融入到中国的自然、社会环境和政治体制之中，才能实现 “本土”化，才有利于中国式社会工作的发展，才有利于在我国推广“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制度化；才能促进NGO的健康、持续发展并有效减少爱心人士“割肉救人”方式的出现。

二、个案管窥：社会工作助残与小芳的自立之路
小芳（化名）是一个生活在山村的18岁的重度肢体残疾女孩，离开轮椅寸步难行。通过多次走访，双方建立起友谊和信任，并一同制定、实施了“助人自助”计划：

（一）小芳的家庭背景、个人状况及掌握技能等
1、小芳的家庭背景
1）小芳家共有4口人，父母是农民，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在家干农活儿，料理家务，妹妹初中在读。她家的年纯收入估计在6000元左右，人均1500元，在当地，这个家庭有能力支撑小芳从小学读到初中，但由于小芳的残疾比较严重，家长没有为她提供义务教育阶段的帮助。
2）小芳家的住宅在当地属于中等偏好的房子，小芳的父母不支持小芳自立，他们觉得小芳是个女孩不愁婆家，只要给他在本村及邻近的地方找个上门女婿，也就解决了小芳的未来。
3）小芳的妈妈给人一种把小芳推向社会便不再管的感觉，不过从交谈中感觉得出来小芳的爸爸比较支持小芳，她还有一个坚定的支持者是小舅舅。
4）小芳的爷爷、奶奶在村外山坡上经营着一个果园并养殖土鸡，他们经常把土鸡蛋卖给来古月寺（化名）游玩的客人。
2、小芳的个人状况
1）小芳生性开朗，热爱生活，但她对未来十分迷茫，她甚至想一个人离开家乡去遥远的地方打工，但坐着轮椅的她是难以实现这个愿望的。不过，依此判断出她渴望通过就业实现自立。
2）小芳渴求知识，喜欢读书，她聪明好学，通过查字典学会了读写，从交流中判断她已拥有了小学以上的文化程度。
3）小芳的自理能力很好，她能帮助家庭做家务。
4）小芳的人缘很好，左邻右舍的小孩及婶子、大娘都喜欢和她玩。
5）小芳的思路很清晰，她不愿接受现实的约束，她想学些手艺。
6）小芳由于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太少，有时很忧郁，她时常会独自一人滚动轮椅在乡村公路上漫无目的地散步。她的有些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如她执意想去未知的远方打工等。
7）志愿者的到来，为小芳的生活注入了活力，她主动与来访的志愿者交流，她通过打电话、写信等方式与志愿者保持着联系。
3、关于小芳的技能及其他
1）小芳会手工编织，她会编的工艺品有婴儿鞋、帽子、手链等并且爱把自己编织的手工艺品拿给来访者看，在大家的赞赏中，她似乎找到了活着的勇气。
2）小芳的家距风景胜地古月寺有5公里，在2.5公里处有部队，小芳曾在离部队不远的地方卖过一下午的手链，赚了8元钱。
3）小芳希望自己能去某残疾人学校学习编织中国结的技术，该机构恰恰是绿星的合作伙伴。
4）小芳有个街坊，按辈分叫爷爷，过去是村支书，与古月寺管委会很熟，她曾要求爷爷带她去玩，其实她是想看看能不能在古月寺摆个摊销售自己编织的小鞋子和手链等工艺品。她是怕别人笑她天真，没有把真实的目的告诉爷爷。

（二）先于实践的指导思想
当我们面对渴望自立，又举步维艰的小芳时，我们准备帮助她，但我们又十分清楚，帮助小芳难度很大。本机构在开例会时，专门对小芳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最后我们决定要用“社工”方法帮助她实现“自立”。
我们在帮助小芳时有两个个指导思想起个关键的作用，一个是丁启文先生提出的“新残疾人观”，一个是“优势观（视角）”。
1、新残疾人观：
第一，残疾人与健全人一样，具有与生俱来的公民权利，包括生存的权利，康复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劳动的权利，娱乐的权利，爱与被爱的权利，得到各种社会补偿的权利，并尽自己应尽的义务。
第二，通过现代社会提供的各种补偿手段，各类别的残疾人能够以适合自己的方式接受教育，掌握知识与技能，认知世界。
第三，残疾人在现代社会提供的各种条件下，不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参与社会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力量。
第四，“残疾”不是造成残疾人问题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为残疾人提供的条件不够，因而使“残疾”成为一个问题。为残疾人提供各种补偿条件，使残疾人无障碍地接受教育、参加生产劳动、参与社会生活，在事实上享有公民权利，是政府与社会的责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我国人权普遍化原则的体现。
第五，“残疾”是人体的一种遗憾，所以要加强残疾预防，但残疾并不构成人性的差异，奋斗精神的差异。时常倒是相反，由于残疾的磨练，残疾人往往具有更加坚强的意志，更加宽容的胸怀，更加渴望社会祥和、稳定、繁荣。
第六，残疾人的残疾是为人类文明、社会进步付出的代价。要善待残疾人。建立残、健融合的关系，做到人人平等、人人参与、人人共享，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第七，实现“平等参与”的局面，是政府、社会与残疾人双向的责任，缺一不可。残疾人要发扬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发展自己，实现人生价值。
新残疾人观的出现，体现了中国残疾人事业的进步，可以说是残联（GONGO）工作的一个硕果。遗憾的是，它没有突破一个局限——在残疾人工作中残疾人才是整个工作的主体！

2、优势观（视角）
优势观（视角）在《优势视角——社会工作的新模式》（编著：Dennis Saleebey，译者：李亚文，杜立婕）一书中有详细阐述。目前，优势观（优势视角）刚刚萌芽，客观地讲，它还没有成为一种理论，但人们对优势观（优势视角）的实践已使它的发展方向越来越明显。优势观（优势视角）认为：
第一，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是说在你的服务对象面前，他们都有他们的财富、资源、智慧和知识。也许你开始之时并未发现，但优势视角却是要甄别且尊重这些有可能用于扭转不幸、对抗疾病、消除痛苦、达到目标的力量和资源。
第二，创伤和虐待、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它们也可能是挑战和机遇；当个人、团体和社区被他们现实的能力、知识和技巧所充实的时候，他们就更有可能得到发展和成长。当优势视角为类似的信念所加强的时候，那些为面包、工作和住房而抗争的弱势人群，即使在痛苦之中，也在热切地期望取得成功。
第三，与案主合作，我们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案主。当我们把官方的观念代替案主的智慧和知识之时，我们就犯了严重的错误。与案主合作的资态可以使我们的社会工作事半功倍。
第四，所有的环境都充满资源。个人、家庭、团体、同伴群体圈、不同代际的非正式系统作为工作上的导师、志愿者来支持、指导和包容所有社区成员。在包容性强的社区里，有许多介入的机会，为整体的社区生活作出贡献。
第五，残疾人的优势观，利于“关怀、照顾和脉络”的形成。照顾是人类应享健康的基本条件，是我们参与照顾与被照顾；付出金钱后得到照顾；所有需要照顾的都得到了照顾的三种权利。
优势观（优势视角），必将改变以往在残疾人工作中残疾人唱配角的局面，更会调动残疾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使残疾人自己成为自身利益的代言人，使残疾人成为残疾人工作的主体。
我们对“新残疾人”观的解读是：社会必须要理解、接纳残疾人，这说明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与包容。
我们对“优势观”的解读是：残疾人不是被动地接受社工的服务，在常人眼里困难重重的残疾人，自有属于他的特有的资源与优势，而帮助他实现“自助”的过程，就是要在尊重案主的情况下，尽力发掘案主及案主所处环境的资源优势，并使这些优势得以发挥和运用。

（三）社会工作与“本土”的结合
1、赋权
通过交流，为小芳赋权，让她明白自己具有的权力与义务，激发她的能动性，让她主动争取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支持。
2、协助小芳争取家庭的支持
我们对小芳的父母讲，小芳要成为经济自立，精神自主的女孩。你们想一想，若是把小芳以一个累赘的形式丢给她的丈夫，小芳肯定会被欺负的，这也是你们不想看到的结果。在我们的努力下，小芳的父母愿意同我们合作，一同支持小芳自立。后来的实践证明，家庭的支持是使残疾人实现自立的重要因素。
3、帮助小芳走出家门，广交朋友，特别是残疾人朋友和志愿者朋友
我们经过沟通，合作伙伴同意接收小芳进入某残疾人技能学校学习中国结的制作，在这里她开阔了眼界，学会了中国结的制作，并认识了很多朋友。
但后来，该机构为了实现学员的就业，把小芳推荐到离家200公里的地方做手工，当时我们非常担心，但由于要尊重案主，也没有过多地阻拦，只是当她离开家乡前，我们曾做过一个简单的估计，认为她若是在外面打工失败，也能在大家的帮助下顺利返家。实际情况是她在外工作一个半月，挣到的工资不足100元，加上伙食费、交通费等肯定亏了。
不过，这次学习对她来说是非常难得的，直到现在她还与部分学员保持联系，互相激励，这对她的成长非常重要。
4、协助小芳抓住生存、发展的机遇
在农村，残疾人就业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对残联、民政倡导的养殖业、种植业也持有异议。例：肢残人由于行动不便搞种植业很困难，绿星之家刚启动时曾经种植过金银花，由于肢残人无法下田劳动，只好把土地转给别人无偿种植，还要支出水、肥、看护等费用，造成成本过高，难以为继，最后只好分散给大家由各自的家人种植。而从事养殖业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曾看到过民政、残联等部门把羊或兔子免费送给残疾人送，这只是解决了种源的问题，后面最棘手的问题防疫往往给忽略了。防疫是养殖业的重要一环，防疫问题解决了，也就能保证牲畜的生长及繁殖。
在这里，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在设置帮助小芳的方案时，曾经考虑过扶助她养山鸡，一个志愿者打算筹集部分资金给小芳家养土鸡，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不可取。因为小芳没文化程度有限，防疫问题她解决不了，而且鸡跑了，她坐着轮椅也追不上。
我们观察并分析她周边的环境，结合本土资源优势后发现：我们有望帮助小芳在古月寺争取一个公益性摊位，为小芳的发展搭建平台。
首先，古月寺是一个全国知名的禅院，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大山中，虽然由于票价贵，建筑群落少等原因，古月寺的客流量不是很旺，但在寺门外卖小工艺品的摊位仍有较好的销售额。
其次，在古月寺的中、高层管理者中，既有外调过来的，也有本乡本土的。而且本乡本土的人士中，有的在小芳的村子里驻过村，当过村领导，有的转弯抹角还能论上亲戚，这就为我们进一步接洽创造了条件。
再次，小芳生活的村子是通往古月寺的必经之路，村领导与古月寺管理层也有业务上的往来，必要时请村领导出面协助。
最后，小芳的父母承诺：只要我们帮助他们解决了场地问题，小芳的出行将由小芳的妈妈接送。
5、实施过程：挫折——持续——成果
与古月寺管理层的接触始于2006年4月，接连跑了三、四次都没有找到主要领导。但在交往的过程中，与普通的管理人员有了较广泛的沟通，从刚开始不理解，到支持我们、为我们出主意，应该说是我们的行动感染了大家。
1）挫折：
①小芳去远方的一个城市打工，使我们考虑要不要终断为她争取这个摊位；
②小芳的家人给人一些消极的感觉，部分志愿者产生了动摇。
2）持续：
我们分析，小远虽然去远方打工了，但不敢说小芳就得到了比较稳定的工作。
①小芳去远方打工，其实是一次圆梦行动，而非理性的行动，从她行动上的不便、知识积累方面的不足，她的打工生活是难以支撑的，因此我们的计划要继续；
②小芳去远方打工，与合作单位的政绩工程有关。因为合作单位想使学到手艺的残疾人都能就业，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个接收单位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我们的计划要继续；
③我们经过努力，在古月寺有了一定的支持者，应该巩固这一成果，争取古月寺管理层的支持，退一步讲，即使小芳不去经营争取来的公益摊位，也可以安置其他有就业需要的残疾人经营。
3）方案实施
①绿星之家的志愿者团队与古月寺管委会保持经常的、有规律的联系，联系方式为拜访、电话联系、传话等。
②请求市肢残人协会支持，协会主席亲自签署了感谢信，并准备在古月寺为小芳提供公益摊位时为管理委员会赠送锦旗。
③拟邀请媒体对古月寺的善举进行报道，使古月寺在游客的心目中的地位得到提高（实施过程中未实施）。
④请小芳的家长、村领导出面，讲述孩子的不幸遭遇，博得同情与支持（在实施中，小芳的家长出面肯请，效果不错）。
4）成果
经过三四个月的不间断的努力，我们迎来了一个结果。古月寺不但为小芳免掉了2000多元的出租费，中午还为小芳提供午餐，小芳只要交上一块钱，就能在职工食堂吃饱。
而且，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小芳，也迎得了古月寺很多的工作人员的支持和帮助，经常为小芳做些举手之劳而小芳又做不了的事情，比如为小芳捎取货物、打饭、下雨天收拾摊位等事情。
现在，小芳在古月寺经营已近一年，挣的钱不算多，但已够她最基本的生活开支，她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

绿星之家在小芳一步步走向成功的时候，也在一步步退出支持。在退出支持的同时，引导小芳建立支持网络。但我们对小芳的社工服务仍然没有结束，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在继续引发我们的思索：
①小芳刚开始卖剪纸，在古月寺是独一家经营此类工艺品的，大家对她很友好，后来她觉得剪纸不好卖，卖起了与其他摊主同样的工艺品，小芳也就失去了一些同业者的支持。
②古月寺为小芳捐赠了一部轮椅，每个职工出五元钱，古月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好事夯实，没有什么商业目的，但有的职工出钱后就心中不舒服，开始对小芳不友好了。
③小芳中午吃饭时，曾经喂过一只流浪的小猫，她觉得小猫挺可怜的，但有的人竟然把这事儿告诉了管委会主任，管委会主任告诉她要爱惜粮食和在意大家的感受。
④随着小芳的努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小芳，小芳的远房叔叔也支持了小芳一台电脑上网学习，但这些成绩的取得让小芳的家人产生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比如，他们曾觉得只要给残联写一封信就能获得残联的帮助，事实上这是很难办到的。

（四）成本概算
助残是需要成本的，需要社会和经济成本，由于当时我们记录在“农村残疾人发展论坛”上的贴子已失，只能根据回忆粗略整理如下。
1）动用志愿者：10人，本机构7人，其他机构3人
2）经济成本概算：交通费150元+误工费90元+误餐费30元+制作锦旗50元+电话费及其他支出50元=370元
通过这笔小帐我们可以看出，在农村助残工作的实施过程中，是需要成本的，无论是人力还是经济都是不小的开支。

三、总结
绿星之家这个团队是个很草根的自助型的助残团队。幸运的是，这个团队成立伊始便接受了社工理念的熏陶，虽然在操作技术层面上有诸多地方值得商榷，但无疑，这个机构已摆脱了那种“割肉”助困的方式，使其走上了健康、持续发展的道路。
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在中国肯定也是渐进式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会舍弃一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方式和方法，会吸纳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方式和方法，但只有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才能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最后强调一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不等于社会工作被同化。

资料来源：
1、《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王思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网址：http://blog.sociology.org.cn/youyouyoou/archive/2006/05/11/5982.aspx
2、《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编著：Dennis Saleebey，翻译：李亚文，杜立婕，
出版：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P19—25
3、《农村残疾人社会工作——基于优势视角》，杨洪斌，济南大学法学院
 
4、《新残疾人观与残疾人社会保障》，丁启文，
来源：残疾人在线，网址：http://www.1203.org/showarticle.asp?ArticleID=558
5、《残疾的心理社会问题——康复社工体验（一）》，马洪路，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6、《境内外社工职业道德比较研究》，田保传，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网址：http://www.shqgy.com.cn/infoview.asp?infosid=352
7、《残疾人组织的活力和NGO理念》，福建省残联  杨小波，来源：爱心互动，
网址：http://www.axhd.org/modules/sections/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d=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