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中国产业扶贫开发论坛2005年会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一个民间扶贫组织的年会缘何得到如此高规格的关注？有关人士分析说，中国扶贫工作的难度正变得越来越大，从扶贫主体到扶贫方式都面临着突破，中国高层对非政府组织的扶贫实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关注。

与政府机构不时受到效率低下、机构臃肿、手续繁琐的指责相比，非政府组织（NGO）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具有灵活性、多样性、创新性等优点。有研究表明，扶贫“八七计划”期间，参与扶贫的NGO与准NGO扶贫贡献率达到20%%~35%%，项目成功率、资金回收率基本上在90%%以上。非政府组织的扶贫能力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与我国每年呈几何数新增的工商企业相比，参与非政府组织的企业和个人的数量与热情都显得有些“冷清”。这或许是以追逐利润为本性的商业企业对扶贫项目能否实现“双赢”的疑虑使然。其实，诸如开发综合资源的企业带动型、促进生产流通的市场带动型等扶贫模式，由于非政府组织完善的监管机制，扶贫项目的直接收益也是比较可观的。比如西藏灵芝奇正藏药厂就是充分利用林芝地区的资源优势和藏药的传统文化优势，使得1000万元的初期投资4年内摇身变为1.8亿元，其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捐赠的行动更获得了有口皆碑的社会效应。

非政府组织扶贫的规模与收益或许本应更上层楼。但是历史的“缠脚布”拉慢了这一进程。由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尽管非政府组织有力充当了政府与社会、企业的中介和协调者的角色，但是其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上却无法完全抹掉它沾带的“官气”和官僚作风。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这使得参与会员参与扶贫项目获得的最终收益打了折扣，从而导致其参与的积极性锐减。可见，如何保持非政府组织“非政府性”的原旨，是当务之急应解决的一项社会性课题。有人说，非政府组织的扶贫行动没有“火”起来，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没有很好利用媒体这一“新式武器”。虽然有些媒体对民间组织参与光彩事业等行为甚为关注，但更多的媒体却仿佛是“嫌贫爱富”，对中国富豪排行榜狂热追崇，对一个个财富神话顶礼膜拜，而对扶贫事业不太“感冒”，处于“边缘地带”的非政府组织少有“上镜”的机会。笔者认为，扶贫行动的这种暗淡的舆论氛围必须得以改观，传媒界应积极利用其注意力效应，推进社会各界对非政府组织扶贫的关注力度与深度。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非政府组织扶贫正在喜与忧、爱与痛中缓缓前进，它需要被关注、被施与、被肯定。经济学家茅于轼曾说，扶贫需要社会的合力。

政府应当通过逐步开放各种类型的小额民间信贷等形式，积极支持与拓宽非政府组织的有条不紊的扶贫思路和模式，扶贫对象也应树立市场化意识与“自造血”观念，企业、个人、媒体等更应积极参与到非政府组织的扶贫队伍中来。以非政府组织为核心的各股社会力量的联合发力，必将使得贫困渐渐逃遁，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铁肩担道义”之使命感的呼唤。